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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為什么容易相輕?法國文豪之間的互相嫌棄

2018年10月06日 09:40:25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為什么要寫作家的恩怨?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懂得仇恨。雨果說過:“文學仇恨是最真切的仇恨。政治仇恨簡直不值一提。”作家擁有滔滔的文筆,更善于用尖酸刻薄的語言表達各種想法。

  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壇有許多大作家,寫出《巴黎圣母院》的維克多·雨果(1802-1885),命名法國文學最高獎“龔古爾文學獎”的龔古爾兄弟(1822-1896、1830-1870),法國現(xiàn)代小說之父巴爾扎克(1799-1850),《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1821-1880),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的莫泊桑(1850-1893),法國最知名的女作家喬治·桑(1804-1876),《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馬(1802-1870),自然主義文學創(chuàng)始人左拉(1840-1902)……群星閃耀,經(jīng)典云集。

  九月由北京長江新世紀出版的《法國文人相輕史》是一部講述法國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傳記,揭秘了19世紀法國文壇鼎盛時期文人與大作背后的故事。作者遍覽并大量征引了法國作家的著作、回憶錄、書信、日記等史料,梳理了19世紀法國文人趣史,很多璀璨的世界名著竟是相輕的遺產(chǎn)。這是一本收集十九世紀文豪們互相嫌棄的故事,當花邊八卦看也行,當另類文學史看也可,從文豪間的愛恨情仇看上流社會的鬧劇。

  《法國文人相輕史》原著副書名為“從夏多布里昂到普魯斯特”,以貌似八卦、實則嚴肅的態(tài)度梳理了法國文人在情場、友誼、流派觀點、利益沖突、政治立場等方面的逸聞——梅里美愛上了司湯達的情人“藍夫人”,龔古爾與左拉因妒生恨,巴爾扎克由于對圣勃夫《情欲》的仇恨寫出了《幽谷百合》,左拉寫信公開抨擊雨果的浪漫主義,龔古爾兄弟公開嘲諷福樓拜,雨果、大仲馬、維尼三大浪漫主義劇作家在巴黎戲劇界掀起了一場大對決,夏多布里昂、繆塞無情地阻撓年輕作家的成長,巴爾扎克容忍不了歐仁·蘇的小說比自己的暢銷,都德安排莫泊桑的戲劇演出結(jié)果搞砸了,梅里美與雨果因不同的政治主張展開了激烈探討……安娜·博凱爾、艾蒂安·克恩是兩位法國高等師院文學系高才生,都在大學任教。有滋有味地把我們帶到榮耀和尊嚴的幕后,揭開文人相輕的丑聞。

  同一個時期內(nèi)誕生這么多偉大的作家雖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相處起來可就沒有那么太平了。他們彼此之間不但認識,還有一籮筐的恩怨情仇。“這一點非常要命,因為當時文學圈里的文人們難免抬頭不見低頭見,想躲都躲不開。大多數(shù)作家跟人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不會深居簡出,不會蜷縮在象牙塔里著書立說,然后高傲地把作品公之于眾。作家首先是社會人。”除少數(shù)幾個作家,如儒勒·凡爾納居住在外省,司湯達和后來的蘭波隱居于深山幽谷之外,絕大部分作家都生活在巴黎,彼此幾乎都有往來。19世紀初期,他們經(jīng)常出沒于固定的幾個沙龍。

  是人就會有恩怨,這本沒什么,但他們是作家呀,作家難免恃才傲物,個性十足。加上這些妙筆生花的大文豪總愛把自己的怨念訴諸筆端,寫在日記里、小說里、雜文里甚至報紙上,于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書中作者忍不住調(diào)侃:“面對如此惡毒的攻擊,我們不禁會問,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仇恨?因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些作家們參加同一類派對,出席同一個貴族的酒會,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不少文豪都是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在同一家出版社出書,在同一家報紙寫專欄,為同一個劇場寫劇本,他們之中有些還是天天見面的鄰居,不巧還總是會愛上同一個風韻的貴婦或是美貌的話劇演員,不時因濃烈的愛情和占有欲相約決斗。

  作家獲得的榮譽和他的敵人數(shù)量成正比。“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被人嫉恨的人。”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這樣寫道。文人相輕大半來自嫉妒。原本或許沒那么嫉妒,畢竟這些作家寫得完全不是一種風格,也沒什么競爭關系,嫉妒什么呢?我猜不少是因為周圍人有意無意的挑撥。同為圈中人,當另一位作家出了新作受到評論界熱評,而你還在瓶頸期苦苦思索卻寫不出滿意的東西,共同的朋友都轉(zhuǎn)身去稱贊這位作家了,你的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暗自發(fā)誓寫出更好的文字以“奪回”關注之外,肯定還要酸不溜丟說一句:我看他寫得也不怎么樣!

  正如作者所說,文人之間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律。荷馬寫出《奧德賽》,就是為了超越《伊里亞特》。所謂的好勝心也好,嫉妒心也罷,甚至還有仇恨,無論什么形式,這些都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左拉曾說:“如果說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話,那是因為我桀驁不馴,胸中有恨。”正是仇恨激勵著作家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作者舉了幾個小例子:多爾維利是否喜歡雨果略顯啰唆的《沉思集》呢?絕不可能。“它簡直冗長不堪!”他對左拉的評價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樣的米開朗琪羅。”如果作家不攻擊對手的作品,就會拿對手身上的小缺點取樂。據(jù)說梅里美被評價為長著一個張揚的鼻子,“活像狄德羅的首飾”。朱爾·勒納爾把喬治·桑比喻成“文學界的布列塔尼母牛”。他們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建立起聯(lián)系,學會相互記恨,形成不同派別,還裝模作樣地彼此交換作品。“我們把作品寄給自己鄙視的人。”雷米·德·古爾蒙這樣說道。簡而言之,他們相互窺伺,彼此嫉妒。

  不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就是愛情了。愛情是在文人之間引起無休無止的怨恨的源泉之一。在19世紀,作家們的愛情(當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間的感情)并非個人私事。作家之間彼此熟知,在他們的小圈子里,沒有什么事能長期保密。作者講了法國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知名女演員多瓦爾、大仲馬、喬治·桑、現(xiàn)實主義作家梅里美等之間的多角戀,其故事精彩程度,放在今天能拍一部一百多集的八點檔言情劇。那些在文壇上被奉為圣人的作家們因為追女人和搶女人鬧得不可開交:維尼和大仲馬都愛上多瓦爾,排練時,維尼經(jīng)常滿懷狐疑地出現(xiàn)在現(xiàn)場,他要監(jiān)視多瓦爾,也要監(jiān)視大仲馬,大仲馬還虛情假意地請維尼吃飯。而喬治·桑和多瓦爾又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而且喬治·桑在多瓦爾面前說話總是毫無遮掩,所以直白地告訴她:“我昨天和梅里美共度了一夜”,盡管多瓦爾保證不會說出去,但還是沒能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很自然地,大仲馬也知道了這件事,而他也不是個守口如瓶的人,很快作家圈子就都知道這件事了。難怪當多瓦爾在雨果的《瑪麗昂·德·洛爾姆》劇中高喊“你的愛讓我守身如玉”時,劇場里笑聲一片……

  作家們不和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老一輩作家很難容忍比自己年輕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對老一代不屑一顧,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是“老獅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曉月報》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畫:左拉正使勁想把雨果的塑像從底座上移開,但怎么也移不動。漫畫的標題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勞地干什么”,想必此時年邁的雨果心情一定很復雜。

  掙錢多少也能成為產(chǎn)生嫌隙的理由。福樓拜雖在前半生過著悠閑的生活,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柯萊自己手頭沒什么錢。但其他作家們看來,福樓拜聲稱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為本身已經(jīng)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瀾,無形中給福樓拜提升了不少名氣。他對外放風說出版商給他3萬法郎。實際上他只得到1萬法郎。沒過多久,他的謊言被圈子里的人揭穿,龔古爾兄弟就公開對此進行了嘲諷。

  除了當面諷刺、背地里說壞話、在小說里把自己生活中遇見的另一位作家“編排”進去,還怕讀者看不出這“夾雜著一絲虛偽的、含沙射影式的語言攻擊”,作家們更喜歡借助公共媒體展開論戰(zhàn),絲毫不怕將矛盾公開化。作者分析,這可能是由于發(fā)表論戰(zhàn)文章不僅花費精力少,而且還能帶來經(jīng)濟收入,報紙雜志就成為作家們進行較量的首選舞臺。作者不禁感嘆:是啊,連面都不用見,攻擊起來還會有什么顧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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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為什么容易相輕?法國文豪之間的互相嫌棄

北京晚報 | 2018年10月06日 09:40:25 | 

  為什么要寫作家的恩怨?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懂得仇恨。雨果說過:“文學仇恨是最真切的仇恨。政治仇恨簡直不值一提。”作家擁有滔滔的文筆,更善于用尖酸刻薄的語言表達各種想法。

  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壇有許多大作家,寫出《巴黎圣母院》的維克多·雨果(1802-1885),命名法國文學最高獎“龔古爾文學獎”的龔古爾兄弟(1822-1896、1830-1870),法國現(xiàn)代小說之父巴爾扎克(1799-1850),《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1821-1880),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的莫泊桑(1850-1893),法國最知名的女作家喬治·桑(1804-1876),《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馬(1802-1870),自然主義文學創(chuàng)始人左拉(1840-1902)……群星閃耀,經(jīng)典云集。

  九月由北京長江新世紀出版的《法國文人相輕史》是一部講述法國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傳記,揭秘了19世紀法國文壇鼎盛時期文人與大作背后的故事。作者遍覽并大量征引了法國作家的著作、回憶錄、書信、日記等史料,梳理了19世紀法國文人趣史,很多璀璨的世界名著竟是相輕的遺產(chǎn)。這是一本收集十九世紀文豪們互相嫌棄的故事,當花邊八卦看也行,當另類文學史看也可,從文豪間的愛恨情仇看上流社會的鬧劇。

  《法國文人相輕史》原著副書名為“從夏多布里昂到普魯斯特”,以貌似八卦、實則嚴肅的態(tài)度梳理了法國文人在情場、友誼、流派觀點、利益沖突、政治立場等方面的逸聞——梅里美愛上了司湯達的情人“藍夫人”,龔古爾與左拉因妒生恨,巴爾扎克由于對圣勃夫《情欲》的仇恨寫出了《幽谷百合》,左拉寫信公開抨擊雨果的浪漫主義,龔古爾兄弟公開嘲諷福樓拜,雨果、大仲馬、維尼三大浪漫主義劇作家在巴黎戲劇界掀起了一場大對決,夏多布里昂、繆塞無情地阻撓年輕作家的成長,巴爾扎克容忍不了歐仁·蘇的小說比自己的暢銷,都德安排莫泊桑的戲劇演出結(jié)果搞砸了,梅里美與雨果因不同的政治主張展開了激烈探討……安娜·博凱爾、艾蒂安·克恩是兩位法國高等師院文學系高才生,都在大學任教。有滋有味地把我們帶到榮耀和尊嚴的幕后,揭開文人相輕的丑聞。

  同一個時期內(nèi)誕生這么多偉大的作家雖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相處起來可就沒有那么太平了。他們彼此之間不但認識,還有一籮筐的恩怨情仇。“這一點非常要命,因為當時文學圈里的文人們難免抬頭不見低頭見,想躲都躲不開。大多數(shù)作家跟人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不會深居簡出,不會蜷縮在象牙塔里著書立說,然后高傲地把作品公之于眾。作家首先是社會人。”除少數(shù)幾個作家,如儒勒·凡爾納居住在外省,司湯達和后來的蘭波隱居于深山幽谷之外,絕大部分作家都生活在巴黎,彼此幾乎都有往來。19世紀初期,他們經(jīng)常出沒于固定的幾個沙龍。

  是人就會有恩怨,這本沒什么,但他們是作家呀,作家難免恃才傲物,個性十足。加上這些妙筆生花的大文豪總愛把自己的怨念訴諸筆端,寫在日記里、小說里、雜文里甚至報紙上,于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書中作者忍不住調(diào)侃:“面對如此惡毒的攻擊,我們不禁會問,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仇恨?因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些作家們參加同一類派對,出席同一個貴族的酒會,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不少文豪都是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在同一家出版社出書,在同一家報紙寫專欄,為同一個劇場寫劇本,他們之中有些還是天天見面的鄰居,不巧還總是會愛上同一個風韻的貴婦或是美貌的話劇演員,不時因濃烈的愛情和占有欲相約決斗。

  作家獲得的榮譽和他的敵人數(shù)量成正比。“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被人嫉恨的人。”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這樣寫道。文人相輕大半來自嫉妒。原本或許沒那么嫉妒,畢竟這些作家寫得完全不是一種風格,也沒什么競爭關系,嫉妒什么呢?我猜不少是因為周圍人有意無意的挑撥。同為圈中人,當另一位作家出了新作受到評論界熱評,而你還在瓶頸期苦苦思索卻寫不出滿意的東西,共同的朋友都轉(zhuǎn)身去稱贊這位作家了,你的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暗自發(fā)誓寫出更好的文字以“奪回”關注之外,肯定還要酸不溜丟說一句:我看他寫得也不怎么樣!

  正如作者所說,文人之間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律。荷馬寫出《奧德賽》,就是為了超越《伊里亞特》。所謂的好勝心也好,嫉妒心也罷,甚至還有仇恨,無論什么形式,這些都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左拉曾說:“如果說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話,那是因為我桀驁不馴,胸中有恨。”正是仇恨激勵著作家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作者舉了幾個小例子:多爾維利是否喜歡雨果略顯啰唆的《沉思集》呢?絕不可能。“它簡直冗長不堪!”他對左拉的評價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樣的米開朗琪羅。”如果作家不攻擊對手的作品,就會拿對手身上的小缺點取樂。據(jù)說梅里美被評價為長著一個張揚的鼻子,“活像狄德羅的首飾”。朱爾·勒納爾把喬治·桑比喻成“文學界的布列塔尼母牛”。他們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建立起聯(lián)系,學會相互記恨,形成不同派別,還裝模作樣地彼此交換作品。“我們把作品寄給自己鄙視的人。”雷米·德·古爾蒙這樣說道。簡而言之,他們相互窺伺,彼此嫉妒。

  不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就是愛情了。愛情是在文人之間引起無休無止的怨恨的源泉之一。在19世紀,作家們的愛情(當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間的感情)并非個人私事。作家之間彼此熟知,在他們的小圈子里,沒有什么事能長期保密。作者講了法國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知名女演員多瓦爾、大仲馬、喬治·桑、現(xiàn)實主義作家梅里美等之間的多角戀,其故事精彩程度,放在今天能拍一部一百多集的八點檔言情劇。那些在文壇上被奉為圣人的作家們因為追女人和搶女人鬧得不可開交:維尼和大仲馬都愛上多瓦爾,排練時,維尼經(jīng)常滿懷狐疑地出現(xiàn)在現(xiàn)場,他要監(jiān)視多瓦爾,也要監(jiān)視大仲馬,大仲馬還虛情假意地請維尼吃飯。而喬治·桑和多瓦爾又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而且喬治·桑在多瓦爾面前說話總是毫無遮掩,所以直白地告訴她:“我昨天和梅里美共度了一夜”,盡管多瓦爾保證不會說出去,但還是沒能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很自然地,大仲馬也知道了這件事,而他也不是個守口如瓶的人,很快作家圈子就都知道這件事了。難怪當多瓦爾在雨果的《瑪麗昂·德·洛爾姆》劇中高喊“你的愛讓我守身如玉”時,劇場里笑聲一片……

  作家們不和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老一輩作家很難容忍比自己年輕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對老一代不屑一顧,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是“老獅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曉月報》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畫:左拉正使勁想把雨果的塑像從底座上移開,但怎么也移不動。漫畫的標題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勞地干什么”,想必此時年邁的雨果心情一定很復雜。

  掙錢多少也能成為產(chǎn)生嫌隙的理由。福樓拜雖在前半生過著悠閑的生活,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柯萊自己手頭沒什么錢。但其他作家們看來,福樓拜聲稱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為本身已經(jīng)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瀾,無形中給福樓拜提升了不少名氣。他對外放風說出版商給他3萬法郎。實際上他只得到1萬法郎。沒過多久,他的謊言被圈子里的人揭穿,龔古爾兄弟就公開對此進行了嘲諷。

  除了當面諷刺、背地里說壞話、在小說里把自己生活中遇見的另一位作家“編排”進去,還怕讀者看不出這“夾雜著一絲虛偽的、含沙射影式的語言攻擊”,作家們更喜歡借助公共媒體展開論戰(zhàn),絲毫不怕將矛盾公開化。作者分析,這可能是由于發(fā)表論戰(zhàn)文章不僅花費精力少,而且還能帶來經(jīng)濟收入,報紙雜志就成為作家們進行較量的首選舞臺。作者不禁感嘆:是啊,連面都不用見,攻擊起來還會有什么顧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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